调查失业率正在全面地走近公众视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6月1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做出指示，要求有关部门扩大统计范围，进一步完善办法，把调查失业率真正变成权威数据。几天后国家统计局做出回应，今年7月将开始进行劳动力试调查，调查范围将扩大至全国所有地级城市，调查频度将是每月一次。这意味着，调查失业率有望建立按月定期公布机制。

　　其实中国的调查失业率从1998年就开始统计了，但一直属于政府内部信息，而没有向全社会公布。去年7月末政府首次正式公布了调查失业率。现在建立常态化的信息公布机制，这也是政府信息透明化的一个重要步伐。

　　长期以来，中国失业统计方式的改革一直滞后，一个重要原因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思维的残余影响。各级政府把失业视为一种尴尬，总是用“待业”、“下岗”等遁词避谈失业。其实失业只是说明一定比例的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有效配置，是对经济闲置产能的一种初步反映，这是任何现代经济中都会发生的现象，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就必定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失业，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避而不视的“鸵鸟思维”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可能造成现实中失业的恶化。

　　陈旧的思维方式必须改革，对于失业我们一定不能讳疾忌医，而必须坦然面对，而这就必然要求我们有全面、细致、科学的失业统计制度。目前主要实行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具有很大缺陷。它只统计在政府机构登记的失业人员，显然这不能反映劳动力市场的真实供求状况。很重要的一点是，针对城镇人口进行的这一调查，通常并不反映农民工的失业情况，而农民工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劳动力群体，掌握其就业状况对农业、工业、服务业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在没有官方的全面失业数据的情况下，私人研究机构因为调查统计能力比较欠缺，不可能给出科学的数字。所以政府公布的数字，和学术机构、国外机构研究得出的数字，往往差别较大，容易造成混乱，有时也造成不必要的过度担忧。

　　宏观经济信息也是一种公共品，没有精准的信息，必定会导致企业和劳动者对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和预期，从而影响劳资博弈中双方的选择，造成一定的扭曲。比如如果一些地方发生了“民工荒”并得到了广泛报道，企业就可能会高估雇用劳动力的成本，但也许“民工荒”只是局部现象，其严重程度被夸大了。又比如，大学毕业生在媒体连篇累牍的“就业难”报道影响之下，也可能低估自身的市场价值，可能影响其薪酬。这些信息失真都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有了权威的失业率数据，各方就有一个可信任的基准，改善自己在市场中的决策。

　　在中国市场化建设的进程中，产品、服务等领域已基本完成市场化，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全面市场化，而失业统计是这一领域的改革所必不可少的一环。中国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正在对经济造成潜在的、但未来可能日益突出的影响；老龄化的风险日益突出，而老龄化风险需要社会各方全面系统化的应对。详细的、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劳动力的全面失业统计，也可以间接反映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有利于决策者及时发现人口政策的问题并做出调整。此外，中国与国际经济机构之间正在出现日益密切的合作，在全球化的时代也需要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政策讨论和协调，而如果中国的失业数据仍然不完备，失业标准、失业率统计口径等与国际通行标准不一致，无疑会大大损害这些合作的效率。

　　尤其重要的是，政府自身需要全面精准的失业率数字。目前政府的很多工作都与劳动力有关，比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人员安置、劳动力培训、再就业工程等，这些工作都需要可靠的信息支持。现在，除了把登记失业率改革为调查失业率之外，调查的项目也有必要细化，区分自愿与非自愿失业、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等，在得出总的失业率的同时摸清不同类型失业的不同情况，以及不同的具体行业的失业情况，从而可以在政策上对症下药。失业率在不同地区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就更需要地区性失业统计的细化。这里需要建立对地方政府的正向激励机制，让他们理解失业统计工作的真实意义，不将其与政绩考虑相挂钩，以避免出现数字造假、粉饰等现象。当然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在各级政府的统计等部门强化失业统计机构的职能，不断扩大调查样本，增强调查频率，提高调查结果的可信性。

　　在经济走向新常态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关注经济指标的侧重点也在不断调整。就业发挥着重要的托底功能，即使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只要就业状况保持稳定，适应新常态的调整就拥有有利的条件。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失业率，政治家的讲话往往把就业而不是GDP增长率放在第一位，因为就业直接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真实生存状况，也关系着国民的客观幸福程度与主观感受。这一态度是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的。

　　失业率是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重要晴雨表。如果经济调控不以精确完善的失业数据做基础，就像预测天气时不测量和使用湿度指标一样，是万万行不通的。而通过更全口径的失业统计，动态长期性地反映真实的失业状况，政府就能及时掌握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通过各种逆周期性的调控去熨平经济波动周期，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其意义是如何强调也不过分的。